作者: [美] 乔·史塔威尔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
出版年: 2014-5
页数: 364
定价: 68.00元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08644783
对于人口不断增加而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言，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果政府不采取干预措施，而任由市场力量发挥作用，那么农业产出往往会停滞不前，甚至会下降。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土地需求量的增速远远超过了土地供给量的增速，所以土地所有人能够以越来越高的地租将土地出租出去。他们还从事高息放贷活动。而雇农面临着严苛的地租、高息的债务以及没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即便有心提高产出，也无力进行投资，比如改进灌溉系统、购买肥料等。虽然土地所有人具备投资能力，但他们通过最大限度地榨取地租以及放高利贷能更轻松地把钱挣到手。
在上述四个经济体中（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和韩国），农业产出大幅度提高的前提条件是土地均分之后得到了园艺式的精耕细作。一家5口、6口，甚至7口人共同打理不到1公顷的土地，这种农业模式在本质上就相当于规模较大的园艺业。
在东亚经济体成功地转向小规模家庭农业模式之后的10~15年间，农业总产出提高了50%（日本）到75%（中国台湾）。传统上讲，经济学家都认为农业产出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会导致这个经济体内的储蓄随之增加，而政府可以利用这些储蓄为工业投资提供资助。
农作物产出大幅增加还意味着农村消费会随之增加，这种情况可能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也会大幅增加，从而为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业产出最大化的第三个好处就是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最后，家庭农场还承担着社会福利的部分作用。在经济衰退时期，很多到城市工厂打工的农民很可能失去工作，而此时如果他们有一个家庭农场，能回乡务农，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农业发展方面，最初的挑战应该是如何利用一个经济体内部的一切劳动力实现效益和产出最大化。精耕细作的家庭农业模式就能应对好这个挑战。但随着工业开始快速发展，随着劳动力逐渐转移到收入较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政府就需要对农业进行再调整，更加注重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利润。这就需要逐渐扩大农场规模，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让同样面积的土地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收入。如果多余的农业劳动力都能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找到工作，如果为农户提供信贷与营销支持的机构仍然维持运作，就不会再次出现土地租佃的现象。在土地资源丰富的美国，农场的平均面积从19世纪晚期的大概50公顷提高到了今天的将近200公顷，基本上与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同步增长。美国农民越来越多地采用大型农业机械，为了提高收入水平而更加注重经济作物的种植，并愿意接受每公顷土地产出规模缩小的事实。
如果一个国家拥有良好的政策，就能让农业获得全球竞争优势，在一部分农民离开农村之际让其他那些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获得越来越高的收入。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取消农业保护措施，取消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承诺。从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发达国家减少对本国农业的保护之际，就为贫穷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因为这些穷国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因此农产品生产成本也相应较低，可以把剩余农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这有助于破除阻碍穷国发展的因素，弥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
不幸的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北亚经济体并没有在农业发展进程中做好过渡工作，没有在适当的时机扩大农场规模、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并削弱对本国农业的保护。虽然它们曾经在法律层面放松了对土地出租和销售的限制，但之后又为农民提供举世罕见的高额补助，提高了小农耕种的积极性，不利于土地流转和农场规模的扩大，也不利于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东北亚地区的家庭农场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政府福利体系的职能，农民有了一小块儿土地，就可以减轻政府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的负担，政府之所以后来为农民提供补贴，是因为政府财力增强了，具备了补贴农业的能力，而且农业曾经哺育了工业发展，为工业起飞奠定了基础，政府希望通过在农业部门增加财政支出的方式表明政府对农民的重视。而中国是个例外。中国这个东亚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给农业和农民提供过补贴，并竭力让农场维持小规模运作，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却一度高达3倍。这种收入不平等性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然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那种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城乡收入平等而大力补贴农业的做法，无异于一种极端的社会福利政策。
今天，虽然服务业在富裕国家中已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对于贫穷国家而言，要想迅速实现经济变革，却不得不依靠制造业，制造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制造业是以使用机械为基础的，因此可以缓解贫穷国家在发展初期面临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即劳动力缺乏生产技能。在制造业中，少数企业家和技术人员能够以机械为媒介，雇佣大量不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集中力量发展机械化生产，可以对经济发展产生特别大的推动作用。经过最基本的培训之后，工人可以在完成制造任务的过程中产生很大的价值。而服务业的很多活动则不是这样，因为在服务业，要想提高服务效率，必须在服务者提供卓有成效的服务之前先对其进行长时间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技能，比如，一个人在具备软件编写能力之前，必须通过很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学会如何编写软件代码。
制造业之所以很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和服务业相比，制造业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是在世界市场上，商品贸易的自由度高于服务贸易的自由度。大多数商品可以装进集装箱，运输到任何一个愿意付费购买的人手中。而服务贸易则面临着更多现实障碍和政治障碍。就现实障碍而言，除了少数服务（比如呼叫中心的服务或软件的服务）可以借助电话和网络实现远程销售之外，大多数服务的销售往往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就政治障碍而言，服务贸易面临着更大的限制因素。真正自由的服务贸易要求劳动力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这样服务业从业者可以在存在需要的地方提供服务，但即便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也不愿意看到人员自由迁徙。
国家培育制造企业的方式有两种：通过保护和通过补贴。
不幸的是，政府在提供保护和补贴的同时，一个众所周知的风险也会随之而来，经济学家们把这个风险称为“寻租”。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所谓寻租，指的是企业家不注重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改进技术和提供竞争力，而是一味地寻求国家的保护和补贴。
要解决寻租问题，一个方案就是找到某种有效的机制，在允许企业家为了自身谋求赢利的同时，也迫使他们变得具有全球竞争力。
东北亚政府成功了，而东南亚的政府遭遇了惨败，其中凸显了一定的政策差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差异在于是否实施了“出口纪律”（export discipline）。所谓“出口纪律”，就是指政府连续地评价、检验那些获得政府保护与补贴的国内制造企业，迫使企业发展出口贸易，参与全球竞争，依据企业出口业绩的高低来决定支持谁或不支持谁。
国际贸易可以被视为一个反馈机制，成功的政府可以通过这个机制了解它们扶持的制造企业是否接近于全球标准，了解制造企业是否已经投入了足够的资金来实现独立发展。
除了实行出口纪律以外，东北亚的政治家们之后又采取了第二个干预措施来增强其工业政策带来的红利，即淘汰达不到政府标准的企业。这可能意味着强迫这些不达标的企业与更加成功的企业合并起来，或者由国家掌控的金融体系取消对不达标企业的贷款，或者暂扣生产许可证，甚至有可能采取终极的制裁措施，即强迫不达标企业破产倒闭。
东北亚经济体采取的第三个干预措施就是政府部门直接出面帮助出口业绩良好的制造企业。除了保护国内市场和提供信贷之外，政府还为企业获取先进技术提供了重要帮助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府多次组织本经济体的企业同外国企业进行“集体谈判”，帮助它们购买外国的技术，政府通常会拿本国市场准入权做交换，促使外国企业免费或低价转移其先进技术。
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每一个经济建设过程中取得成功的社会在其早期发展阶段都实行过保护主义政策。除了中国香港、新加坡之类的离岸金融中心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完全依靠自由贸易政策跻身一流经济体之列的。
美国独立后负责制定工业政策的首任财长亚力山大·汉密尔顿，在阐述自己赞成保护政策的理由时，就创造了“幼稚工业”（infant industry）一词，认为一个产业在处于发展初期时，实力和竞争力薄弱，需要给予适度保护，才能为其不断发展壮大创造前提，达到保护幼稚工业的目的。
在东南亚，大量资金遭到了浪费，根源主要有以下三个：土地改革低效、工业政策缺乏竞争机制和出口纪律以及消费支出与经济发展完全无关（比如奢华房产、进口消费品等）。
各国政府受到了华盛顿共识的蛊惑，采取了错误的金融政策，因为当时这个刚刚出现的华盛顿共识呼吁各国实施利率市场化、市场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倡导各国政府放松对本国经济体系，尤其是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和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这种呼吁显然会让那些尚不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陷于不利的地位。
1997年爆发了金融灾难，危害不亚于1982年重创拉美国家的那场金融危机。金融部门的自由化并没有给东南亚国家带来更加合理的资本配置，却导致一些大企业逐渐控制了私营银行，让这些私营银行变成了自己企业的信贷来源。
政府要把金融领域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很关键的。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都利用金融政策来实现必要的农业目标，并促进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落实，在幼稚工业保护政策中，出口业绩是衡量企业运营状况的基本标准。掌握金融控制权之后，政府可以对资本流动实施管制措施，本国资本就能得到充分的利用，政府就不必劳神费力地去海外市场寻求投机机遇，也不用担心外资的涌入会干扰其发展规划。
在经济结构方面，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我们揭示了三个基本观点：
- 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模式被大规模地转变成以农业推广服务为支撑的家庭农业模式，它就能够以最快速度开发出该国农业的潜力；
- 国家要引导企业家实现国家指定的工业化目标，推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升级，这是迅速实现经济质变的必由之路；
- 必须让金融服务于上述两个目标，为了在技术学习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有时候可以暂时不考虑短期效率问题。